來源:家長學院 文章作者:林達

 

  科爾曼報告的歷史性意義是,它把教育的平等,放到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的背景上。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,反過來也影響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,從而把教育平等問題提高到改造社會的整體目標上。

  說到美國的公共教育,有一個人的名字不能不提。

  這個人叫詹姆斯·科爾曼。

  話要從1964年說起。

  1964年是美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,這一年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新的民權法案,奠定了全面廢除南方種族隔離制度、實現(xiàn)種族平等的法律基礎。這時,最高法院的布朗案裁決已有十年,黑白合校的過程還在以“審慎的速度”進行之中,而全國范圍內(nèi),黑人兒童的教育條件和水平究竟如何,有沒有值得政府和社會注意的問題、是什么樣的問題,人們并不是很清楚。因此,國會在1964年民權法第四條中提出,要對公共教育制度各個層次作出專門的調查,調查不同種族、膚色、宗教等平等教育機會的問題,以便形成有針對性的公共政策。

  這一調查任務落到了約翰?霍布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科爾曼的身上。

  科爾曼教授帶著一班人,收集了美國各地4000個學校60萬個學童的數(shù)據(jù),這是教育領域所做的規(guī)模最大的調研。然后,他們對調研材料進行了三個月的分析。1966年,科爾曼向國會遞交了《關于教育機會平等性的報告》。這就是社會學史上著名的科爾曼報告,它被公認為20世紀社會問題研究的最重要的報告。

  這個報告的研究結論,出乎科爾曼自己的意料。

  在此以前,人們只知道,黑人兒童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較低,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?茽柭痛蠖鄶(shù)人一樣,都以為這種差距主要是學校的物質水平和條件而造成的。調查結果卻發(fā)現(xiàn),原來的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,在校舍設施教師工資等有形條件上的差距,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。而且,在分析學童學習水平的因果相關性以后發(fā)現(xiàn),造成黑人兒童學習水平低的原因,主要不是學校的有形條件,而是學校的社會構成,即學童的家庭社會經(jīng)濟背景。

  科爾曼發(fā)現(xiàn),如果一個學校里大多數(shù)學生是經(jīng)濟比較穩(wěn)定的中產(chǎn)階級家庭的兒童,那么所有學童,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,都表現(xiàn)出比較高的學習成績,而全是窮學生的學校,學生的成績就普遍較低。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學生的學校里,黑人學生的學習比在全是黑人的學校里好。他還發(fā)現(xiàn),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成績有很強的相關性。

  那么,學生家庭的社會經(jīng)濟背景,怎么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的呢?科爾曼研究發(fā)現(xiàn),黑人和其他弱勢少數(shù)族裔,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,相比白人中產(chǎn)階級,缺乏一種改變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,科爾曼名之為“自我評估”(self-esteem)。受種族膚色等因素造成社會地位的影響,這些處于弱勢的學生,自我評估比較低。也就是說,他們覺得環(huán)境過于強大,不可能通過教育改變他們的人生,他們對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,覺得沒有盼頭,學習的“士氣”就比較低,從而造成學習成績較低,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。

  人們發(fā)現(xiàn),造成了黑人和弱勢人群學童“自我評估”較低的原因,是社會現(xiàn)實。最有標志性意義的是法學院和醫(yī)學院的學生分布。

  法學院和醫(yī)學院是公認的精英階層,在這兩種院校里,弱勢人群的比例歷來偏低。1965年,全國法學院學生只有1.5%是黑人,而黑人占的人口比例接近13%。

  加利弗尼亞州六十年代有二百萬說西班牙語的墨西哥裔公民,直到1969年,他們中只有三個本州法學院的畢業(yè)生。亞利桑那、新墨西哥和猶他州都有很多印第安人,卻從來沒有印第安裔的法學院畢業(yè)生。

  科爾曼報告的歷史性意義是,它把教育的平等,放到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的背景上。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,反過來也影響社會經(jīng)濟平等,從而把教育平等問題提高到改造社會的整體目標上。它向國會證明,教育機會的平等,不僅要從教育的投入來考察,即考察學生能夠獲得的公共教育資源,而且更重要的是,要從教育的結果來考察,因為正是對受教育結果的期望,影響了學生的自我評估,決定了學生的學習狀態(tài),也造成了因種族、膚色、宗教等因素下,弱勢人群教育機會的實質不平等。

  正是科爾曼報告的這一結論,為后來美國普遍實行的“肯定性行動”或稱“平權法案”(affirmativeaction)

  鋪平了道路。公共教育事業(yè)大幅度地向弱勢人群傾斜,實行所謂“為了平等的反向歧視”。在中小學強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時,大學招生,政府機關雇傭和提升等方面,普遍實行傾斜性政策,照顧黑人和其他弱勢人群。

  特別是法學院,以往憑成績不可能入學的黑人學生,現(xiàn)在占了可觀的比例。

  這些黑人法學院畢業(yè)生為社會提供了合格的黑人精英,改變了黑人在政府各分支和社會管理部門的比例。

  這種反向歧視是特定歷史狀態(tài)下的階段性措施。因此,幾十年后,這樣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歷史使命,是否應該逐漸終結,具體措施是否適度,成為爭議的焦點,也為此出現(xiàn)了一系列司法訴訟,至今沒有平息。但是,不可否認的是,公共教育事業(yè)對弱者的傾斜,明顯地改變了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教育機會的平等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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